我之所以对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汽车贸易的谈判感慨万千的第二个原因，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入世前夕，大家普遍感觉是中国入世以后受到最大的冲击是两个行业，一个是农业，一个是汽车产业，当时很多人预见，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汽车产业将遭受到严重冲击，可以使中国的民族汽车产业荡然无存。
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汽车问题一直是极其困难的难点，不管在关税、非关税以及产业政策当中，汽车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后来我们认识到对于中国汽车产业的高度保护，实际上不利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高关税和长期保持汽车进口配额造成保护落后的中国汽车产业。由于限制外资的进口，限制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然造成中国汽车的产业和世界先进水平越来越大的距离。非常高的关税保护实际上刺激了走私，形成中国汽车走私严重的现象。1997年，在关于汽车关税谈判的时候，当时中国汽车关税高达180％。世界银行有一个数字，由于中国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大量走私，中国汽车的关税虽然是180％，但是实际关税只有26％。
当时美国谈判代表讲，我们现在要求是25％，你们现在实际关税已经是26％，已经很接近了。汽车高关税大量导致了汽车的走私，使汽车走私成为整个中国走私“最蓬勃发展”的行业。这一切都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如果在加入WTO这样重大难点上不做出让步的话，我们的汽车产业没有前途，而且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进程。
当时我们在整个谈判当中做出了重大调整，立场的调整。同意把汽车关税从180％降到25％，拟出一个时间表取消中国进口汽车的配额限制。这样一个谈判也是相当困难的，最后终于在世界贸易组织各个方面和中国的利益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做出了一项安排，取消中国的汽车进口高关税和进口汽车的关税必须有一个时间表，必须给中国的产业一个过渡期。
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到2006年6月份，使中国的汽车关税降到25％，而当时世界贸易组织特别是美国要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年降到25％，即2001年就必须降到25％， 而不是现在的2006年6月份。当时中国提出是在2008年，怎么在2001年和2008年把中国的汽车关税降到25％，确实进行过相当长时间的争论。2006年6月是由善于解决外交难题的钱其琛副总理提出来的，他说还是取个折中的2006年6月吧。我们的关税谈判从来没有6月，要么2006年，要么2007年，要么2005年，可见汽车关税下降争论何以激烈。这是唯一出现的以月份作为关税调整的例子。这一点也反映了当时谈判的困难。
当时外国提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天开始停止进口限制，最后我们争取到2005年1月1日，当时我们提出既然全球纺织品配额在2005年1月取消，中国汽车配额的取消也只能在2005年1月1日。汽车产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从一个方面确实反映出我们入世谈判的艰难。
